伊朗努尔新闻网：伊朗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协议中，选择将其外交博弈提前至该机构，而非联合国安理会，意在将核问题重新纳入技术与法律规范的框架，避免将这一“炽热球”交由欧美主导——他们对伊朗提出超出核议题的要求。曾经，这一问题在“伊核协议”（JCPOA）框架下交由“1+5”处理，其结果众所周知。博弈论指出，国际争端中参与方越多，解决难度越大。当前欧美自认为处于强势地位，追求最大化诉求，并无意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强化了“伊美分歧在中期内无法解决”的假设。在此情形下，弱势一方的策略是延长博弈或将其纳入规则框架——如同避开一群狂奔的野牛。在“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式的躁动中，西方政治文明孕育着自我毁灭的倾向。伊朗在此间不断调整策略，将未来置于不确定之中；而“非决策”本身也是一种决策。因此，伊朗的选择是避免在模糊或无规则的场域中参与博弈，而是将其引入法律框架，即与IAEA合作及相关议定书之中。作为一种战术，这一策略是审慎而聪明的。
然而，伊朗专注于IAEA也存在负面因素：即使履行承诺，制裁却未见取消或暂停。
确实如此，但欧美是否履行了其在JCPOA中的承诺？正因如此，伊朗更倾向于“延迟决策”的现实收益，而非“暂停制裁”的空头承诺。
有一种假设认为，西方国家清楚地知道，若启动“快速恢复机制”（snapback），伊朗可能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届时，他们将失去威胁的工具，因此也倾向于推迟启动。该机制已无法带来更多收益——美国的极限制裁已达顶峰，战争也已发生一次，若再爆发，收益亦有限。伊朗虽避免冲突，但已展示其有能力对以色列经济造成严重打击。战争对美以而言并非低成本选项。
欧美拥有“snapback”机制作为施压工具，伊朗则拥有“退出NPT”的选项。伊朗可在认为收益大于代价时使用此工具。鉴于伊朗已声明无意制造核武器，退出NPT并无隐藏活动之必要。除非伊朗改变战略、寻求制造核弹，否则退出条约并无实际意义。因此，在面对snapback及更大威胁（如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2条所述的“国际安全威胁”）时，伊朗唯一的工具是“威胁退出NPT”。这一工具应暂时保留。至于IAEA检查员可能泄露敏感信息的问题——当前这些信息是否已不再保密？
有些反应“满足了人的贪欲，却未满足理性”。显然，IAEA总干事格罗西正以任性方式推进其使命，意图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他在筹备“十二日战争”中已牺牲了职业操守。但这些都不能成为伊朗放弃自身优先事项、主动退出NPT的理由。
最后是“模糊状态”本身，它在未来播下疑虑的阴影，也加剧了民众的痛苦。这确实令人担忧，但其根源在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失效。核问题处理流程在此模糊中虽权重较轻，却对外交关系仍具强力影响。一切取决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伊朗政治经济结构的改革。国家政治理性与专业学术群体具备理解问题的能力，关键在于高层政治意志是否愿意摆脱畸形经济结构的束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政治-军事机构深度介入经济，这导致大量国家人才被排除在经济参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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