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努尔新闻网：在一些伊朗政治专家中，有一种越来越多的说法，称在地区压力、经济挑战和国内动荡下，伊朗已将政策转向制造核武器作为最后的生存或威慑手段。这种解释在那些认为真主党撤退、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崩溃以及伊朗的经济紧张是伊朗政治体系绝望标志的人中得到了认可。
有些人甚至利用这一分析来敦促美国新政府重新实施“极限施压”政策——包括瘫痪性的经济制裁、煽动国内动荡和军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种分析不仅扭曲了伊朗的战略计算，还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主要由过去一年半以色列不受约束的行为导致的全球混乱，使分析师们陷入了危险的感知误区。
与声称伊朗地区盟友是“代理”力量的说法相反，德黑兰的战略威慑从未依赖于这些关系。像真主党、安萨尔真主和其他抵抗运动集团这样的解放运动，虽然与伊朗有意识形态（精神）联系，但它们是根据自己的具体目标独立行动的。对这些盟友的这种描述严重简化了它们与伊朗的关系复杂性，并忽视了伊朗自给自足的防御能力。
对军事侵略、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罪行的抵抗，早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就已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抵抗精神，在伊朗抵抗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侵略的过程中得到了启发——这次侵略是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之后立即发生的，并得到了东西方超级大国的全面支持，在亚里尔·沙龙（绰号“萨卜拉和夏蒂拉屠夫”）的暴行中达到了新的高潮。
今天那些为内塔尼亚胡的罪行辩护并敲响抵抗终结的鼓声的人，忽视了这一历史事实：伊斯兰圣战组织（1981年）、真主党（1982年）和哈马斯（1987年）的形成，不是因为伊朗的武器支持，而是对沙龙占领黎巴嫩和巴解组织流亡突尼斯的反应。在那个时期，伊朗自己也在努力提供武器，以对抗装备有美国先进武器（预警机系统）、法国战斗机（幻影战机和飞鱼导弹）、英国坦克（酋长坦克）、俄罗斯战斗机（米格战机和斯卡德导弹）及德国化学武器的伊拉克复兴党军队。这些运动的崛起不是因为伊朗的支持，而是因为沙龙的侵略性占领和抵抗终结的幻想。在那个时代，抵抗不仅未被埋葬，如今也不会灭亡；那时的抵抗已经茁壮成长，今天也将更加茁壮成长。
对这些组织的历史研究表明，它们自成立以来一直根据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需要以及它们的反占领信仰行事——而非根据伊朗的战略要求。虽然伊朗支持这些组织，以支持受压迫者，但它们从未代表或作为伊朗的代理人行事。
今天的伊朗无需“代理”力量即可自卫。几十年来在防御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从先进的导弹技术到现代无人机——独立于外部支持保障了这个国家的安全。尽管伊朗仍然依靠其人民作为抵御外部侵略的最重要屏障，但其军事创新已使得无需外部支持即可保持安全。这些成就展示了一种长期战略，确保了在地区变化之外的稳定和主权。
尽管像真主党这样的盟友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暂时影响伊朗的影响力范围，但不会危及这个国家的核心威慑力。这一“战略自给自足”范式始终被认为是德黑兰防御政策的基础，保证了国家在外部压力下的能力。
今天对伊朗的误解源于分析师试图理解世界混乱——尤其是在西亚的混乱。在这一混乱的核心，是以色列无条件的豁免权，违反了国际规范并为政府行为树立了危险的榜样。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从轰炸医院、居民区和关键基础设施，到阻止人道主义援助——造成了数万名平民死亡和人道主义灾难，使数百万人无法获得水、食物和药物，面临死亡。
超越加沙，以色列的行动也进一步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频繁空袭，以平民、记者和救援人员为目标，利用先进技术，甚至将通信工具变成致命武器，表明了这个政权对道德规则和国际法的漠视。
全球大国对以色列这种行为模式的沉默或默许，使专家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产生了扭曲。在目前缺乏法律秩序的环境中，即使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防御反应也可能被误解为“侵略”或“绝望的象征”。那些认为伊朗即将获得核武器的分析师，忽视了全球系统性不稳定对其分析的破坏性影响。他们将国际局势的混乱归结到德黑兰的战略计算中，并将这个国家的固定防御政策解释为仓促和缺乏战略稳定性的变化。
伊朗的行动不是显示其向核武器倾斜，而是体现了其历史性的战略，即通过自给自足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伊朗的威慑结构始终与根植于独立主权的国家安全范式完全一致。德黑兰的行动不是对“绝望”的错误印象的回应，而是在其既定的战略目标框架内进行的。
对伊朗作为核威胁的执着关注，转移了对以色列在该地区不稳定作用的关注。以色列这种不受约束的行为不仅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还通过削弱全球规范，创造了有利于核武器扩散的环境。分析师们必须抵制从全球混乱的角度解读德黑兰行动的诱惑，专注于伊朗战略行为的固定模式。
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关于伊朗，而是关于恢复对优先考虑问责、正义和法治的全球体系的信任。对伊朗转向核武的指控不是德黑兰战略的反映，而是全球秩序崩溃的象征。重建叙述需要应对真正的不稳定因素，并重新强调问责和正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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